從民進港九分會到民進華南分會

從民進港九分會到民進華南分會

（1948-1950）

　　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廣東地方組織誕生于轟轟烈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大潮中，其前身是成立于1948年8月15日的民進港九分會。港九分會團結在港文化出版界的民主進步人士，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抨擊國民黨的黑暗獨裁統治，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應有的貢獻。1949年2月，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民進港九分會改稱民進華南分會。隨著廣東的解放，民進華南分會于1950年初遷至廣州，投身新中國的建設。

　　第一節 民進港九分會

　　一、 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成立

　　中國民主促進會是以從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為主，具有政治聯盟性質、致力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政黨。民進是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參政黨，是愛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國家富強、祖國統一、民族振興的重要力量。

　　中國民主促進會的成立，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抗戰勝利后，飽受戰爭摧殘的中國人民迫切希望迅速建立一個統一獨立、民主自由的新國家，以便營造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讓人民休養生息，恢復生產，使國家盡快富強起來。但令國人大失所望的是，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倒行逆施，蓄謀挑起內戰，妄圖建立起國民黨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權，這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當時，民進的主要發起人馬敘倫、王紹鏊、周建人、許廣平、林漢達、徐伯昕、趙樸初、鄭振鐸、嚴景耀、雷潔瓊、柯靈等，大多是具有愛國民主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他們無懼國民黨政府的高壓威懾，積極投身爭取和平、自由、民主的愛國民主運動洪流。馬敘倫、周建人、許廣平、林漢達等經常在《周報》《民主》《文匯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抨擊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和內戰政策，呼吁實現民主與和平。11月下旬，他們發表了《我們的主張和態度》，表示“我們愿意看見中國向好處走，強大、自由、民主的中國，乃是我們所希求，所要聯合了全國的國民乃至一切的政黨來締造之的”。他們在斗爭中逐漸認識到個人的力量實在有限，因此決定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

　　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中國民主促進會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這天，民進在上海愛麥虞限路中國科學社（今紹興路的黃浦區明復圖書館）召開了正式成立大會。會上，馬敘倫說明了民進發起的原因：“縱覽目前國是，非促進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國基，經各方交換意見后，認為有組織團體以謀群策群力之必要。我們的團體取名為中國民主促進會，意謂發揚民主精神以促進民主政治之實現?！睍h通過了《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章》。簡章規定民進以“發揚民主精神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踐為宗旨”，“凡各界無黨無派人士贊同本會宗旨，經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會員”。簡章還規定民進的最高權力機關為會員大會，同時設置理事會和常務理事，分別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交辦事項和本會經常事務。鑒于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認識上的局限，簡章還規定：“本會至國民代表最高權力機構成立后，由大會決議宣告結束?！边@部簡章表明，中國民主促進會從成立之日起，就是一個有綱領、有組織、有紀律的革命的政治組織。

　　1946年1月2日，民進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選舉馬敘倫、嚴景耀、陳巳生、林漢達、鄭振鐸、曹梁廈、王紹鏊、周建人等11人為理事，傅雷、許廣平、張鳳舉三人為候補理事，并通過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對于時局的宣言》?！缎浴啡骊U明了民進對時局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是會議最重要的文件?！缎浴分赋觯骸艾F階段的中國，民主實在是統一的基礎，同時又是統一的內容，統一的目的……統一而不以民主為前提，決無法實現?！薄缎浴粪嵵靥岢鲎詣幼灾鞯馗母镎螌崿F民主、國民黨立即無條件地還政于民、立即無條件停止內戰、從速撤退駐華的外國軍隊和重新制定憲法草案等政治主張。

　　民進成立之初，成員主要由兩部分民主力量組成：大部分是馬敘倫等所聯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小部分是王紹鏊等所聯系的上海工商界愛國人士。

　　民進成立后，立即以積極戰斗的姿態，投入到反對內戰、反對獨裁、反對賣國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去。1946年1月l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的當天，民進也在上海召開會議，專門研討對政治協商會議的立場態度。11日，民進發表《給政治協商會議建議書》，公開表明對政治協商會議的希望和要求?！督ㄗh書》指出，這次政治協商會議“已不是國共（兩黨）的協商會議，而是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全國人民代表的協商會議”，“責任實很重大”，民進希望這次會議“一定更是挽回危機打開僵局的會議，一定更是解決一黨專政，奠定民主政治，捩轉整個中華民國歷史的革命會議”，為此民進呼吁全國人民“運用一切力量，來促其成功”，以此為契機，“產生一個嶄新的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為達此目標，民進“以人民的立場”，向政治協商會議提出了組織舉國一致的民主政府、政治協商會議代行正式最高權力機構職權、原有國民大會代表應宣布無效、重行選舉、修改五五憲草、絕對保障人民一切自由、各黨黨費應由各黨自行負擔、發展民主化的經濟等七項具體建議。

　　中國共產黨為了制止全面內戰的爆發，于1946年5月3日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到南京與國民黨當局舉行和平談判。為了擴大和平民主力量，民進聯絡和團結了上海60多個主要群眾團體組織，組成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6月，民進參與發起組織了上海人民反內戰大會。民進、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民盟、民建以及其他黨派團體，積極響應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號召，協助上海市學生聯誼會組織交通、滬江、復旦、之江、圣約翰、光華、東吳及儲能、南洋、光華附中、民治新專等二十余所大中學校的學生舉行反內戰示威游行。馬敘倫、林漢達、周建人、許廣平等還接連發表文章或談話，支持上海工人組織的反戰同盟。這是一次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民進領導人馬敘倫﹑雷潔瓊還參加了赴南京請愿的和平代表團，在“六·二三”下關事件中被國民黨特務暴徒圍攻毆打，身受重傷。和平請愿運動失敗的挫折使得民進領導人更加堅定反對國民黨獨裁政府的統治。為了壯大力量，民進謀劃在全國各地建立分會，發展會員，而作為民進重要分會的民進港九分會，就是在民進為爭取民主而不懈斗爭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成立的。

　　二、 港九分會成立前的政治形勢

　　1947年10月起，國民黨統治區的白色恐怖日趨嚴重。國民黨當局悍然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并強行勒令解散。同時，對民進等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社會賢達進行公開誣陷，并加以迫害。為應對白色恐怖，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民進被迫以化整為零、分組活動的方式轉入地下活動，繼續從事宣傳群眾、教育群眾、鼓動群眾的工作。民進主要領導人馬敘倫、王紹鏊、徐伯昕等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和掩護下，先后撤離上海，于1947年冬先后到達香港。他們在港積極開展活動，成功地吸引了一部分愛國民主人士團結在民進周圍。王紹鏊等民進領導人，還特別注意物色志士同仁，并及時地將他們吸收到民進組織之中，使香港迅速成為民進開展活動的新基地。與此同時，他們積極聯絡當地的中共地下組織，尋求獲得中共的幫助和支持。當時，中共直接指導民進的黨內負責人是潘漢年，具體聯系民進的中共黨員有孟秋江、司馬文森、溫崇實等人。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香港迅速成為民主人士匯聚的中心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又一陣地，民進也逐漸在香港集結了必要的基干力量。所有這些，既適應了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發展形勢的需要，也為民進在華南地區建立組織作了必要的準備。

　?。ㄒ唬╉憫都o念“五一”勞動節口號》

　　為了進一步團結一切人民革命力量，將革命進行到底，中國共產黨于 1948 年 4 月 30 日發布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簡稱“五一號召”）?！拔逡惶栒佟惫?23 條，其中第五條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聯合政府！” 5月5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無黨派代表在香港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表示積極響應“五一號召”。電文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五一號召”“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并表達了要和共產黨一起“共同策進，完成大業”的堅強決心。緊接著，各民主黨派又先后分別發表了響應“五一號召”的宣言，民進是較早發表響應宣言的民主黨派之一。

　　5月24日，民進發表的宣言以《響應中共“五一號召”，不僅坐談更應行動——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表宣言》為題，內中載道：要“團結在這口號的周圍，形成堅固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而奮斗”?！缎浴穼M議中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性質也發表了見解：“行將召開的新政協，是完全由各階級各階層的人民臨時代表商討國是。親帝國主義分子，封建主義反動派，官僚資本主義壟斷者，不會再讓其幽靈復活，混進革命的陣營，更沒有美帝國主義者陰謀魔手鬼祟出沒的余地。因此，新政協必須產生各階級各黨派的政綱，以為互相尊重的契約，以為實現獨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先決步驟?！毙宰詈蟊硎荆骸氨緯臑閷崿F此高尚目的，與中國民主黨派、民主團體、民主人士共同奮斗，使新政治協商會議及早召開，進而有步驟地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边@一宣言反映出，民進在經過兩年多的實際斗爭考驗后，已經能夠更加自覺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進一步強化了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愿望和決心。

　?。ǘ﹨⑴c“新政協運動”

　　1948年5月起，在港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相繼確認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并就新政協的召集、組成、領導，乃至打倒國民黨政權后建立什么樣的國家等問題，進行了座談討論、報刊辯論等活動，史稱“新政協運動”。在這一運動中，有的民主黨派成員和民主人士仍主張走第三條道路，指望在中國建立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對此，民進領導人馬敘倫予以了斷然否定。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主義的為解放絕大多數的工農民眾而有武力的集團”，“是為國家人民而斗爭的先鋒集團”，是中國人民革命“當然的領導者”。他認定，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是“救國的經濟政策”。這種認識，不僅指明了民進在新形勢下繼續前進的方向，極大地影響了在港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也為民進港九分會的籌建準備了條件。

　　三、 籌建港九分會

　　1948年6月26日，民進在港的理事舉行談話會，一方面討論新政協召開的時間、地點、召集人、代表資格等問題，同時決定籌建民進港九分會，以擴大民進在港九及華南地區的影響和作用，適應新的斗爭形勢的需要，并推選孟秋江、司馬文森、陳秋安、林伯子、王幸生、梁園、孫用均為籌備委員，陳秋安為召集人。

　　在民進領導人馬敘倫、王紹鏊、徐伯昕的直接領導下，1948年8月15日，民進港九分會在香港柯布連道8號三樓（時為華南救濟會會址）舉行成立大會。簽名出席成立大會的有馬敘倫、王卻塵（即王紹鏊）、徐伯昕、司馬文森、陳秋安、孟秋江、柯靈、梁純夫、陳蘆荻、謝加因、梁園、胡明樹（即徐力衡）、沈稼耘、范興登、孫頌平、王誠、盧寶賢、溫崇實18人。大會由陳秋安主持，司馬文森報告港九分會籌備經過，民進總部代表馬敘倫致辭。陳秋安、梁園、梁純夫、徐力衡、謝加因當選為民進港九分會首屆理事，陳秋安、梁園、謝加因當選為常務理事。會議還成立了秘書、宣傳、聯絡三個小組，陳秋安為秘書組主任（組員為孫頌平、溫崇實），梁園為宣傳組主任（組員為沈稼耘、陳蘆荻），謝加因為聯絡組主任（組員為林伯子、范興登）。聘請司馬文森為分會顧問。會議通過了經修正的分會簡章。修正內容為：①全體大會每半年開會一次；②理事任期亦相應改為半年；③理事改為5～7人，常務理事3人。會上分發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草案，征詢各會員意見。會議確定了理事會的會期：常務理事會每周一次，于每周星期五晚上7點30分召開會議；擴大理事會半月召開一次，由五位理事及秘書組、宣傳組、聯絡組六位組員參加，開會的時間與地址由秘書處臨時通知。會議還決定在兩星期內由各組理事協助秘書組收齊會費。民進港九分會是民進在全國建立的第一個地方組織。

　　8月20日晚7點30分，港九分會第一次常務理事會召開，陳秋安、梁園、謝加因等與會。會議決定暫用中國民主促進會港九會員的名義實行對外宣傳，并發函通知各會員盡量介紹新人入會，發展港九分會會務。

　　8月27日晚8時，民進港九分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召開，馬敘倫、陳秋安等11人與會。此次會議匯報了港九分會會員登記前要進行調查的意見，討論了限期收回會員對“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草案”之原擬草案的意見，決定將港九分會簡章第12條修改為“本分會簡章經大會通過，呈報本部后施行”。會議通過了常務理事會的兩個決議：對外宣傳文件一律暫用“中國民主促進會港九會員”名義；為發展港九分會會務，暫定每分會會員需發展一名會員。會議對港九分會理事會議的議事程序、擴大理事會會議、常務理事會會議的召開時間作了規定和修改。會議還推選陳秋安參加星期座談會，協助馬敘倫、王紹鏊匯報全國民主運動近況，并對“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草案”各點進行了修改。

　　1948年9月7日晚8時，第三次理事會會議揭幕，梁園、謝加因等10人與會。會議期間，秘書組、宣傳組、聯絡組分別報告了工作，其中：秘書組已收回會員對“行動公約與政治綱領草案”的意見，并已印刷好修正的章程；宣傳組起草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時局宣言、對蔣政府改革幣制的宣言及發表宣言等；聯絡組提出了希望多吸收工商界會員的意見。同時，陳秋安、徐伯昕作了民主運動情況報告。國內國際時事報告由梁園主持，討論了從新政協發展到聯合政府的路徑問題。大多數代表認同漸進式的路徑，即先經政協協商，再召開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繼之成立臨時聯合政府，等全國軍事、政治全面勝利后，再成立正式聯合政府。此外，將理事會擴大會議時間調整為周六晚上7點30分召開，每兩周召開一次。

　　四、 通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與政治綱領》

　　1948年7月31日，民進在港理事會召開了第四次理事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這一文件是經前幾次會議的討論和修改后獲得通過的。文件全面、具體地提出了民進對于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政治主張，認為政治協商會議的任務是：①加強人民革命統一戰線之團結與其力量。②籌備各革命階級民主聯合政權之施政綱領。③籌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民主聯合政府。文件同時還提出了民進對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認為民主聯合政府總的政治指標是：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政權，肅清封建殘余，抵抗帝國主義奴役，鏟除官僚資本，促進人民革命之徹底成功與各階級聯合政權之完滿實現；聯合政府的名稱擬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其政權形式為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各階級共同執政之民主聯合政權。并明確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徹底完成，必須無產階級及其黨之領導”。這與后來1949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為《共同綱領》）的精神基本一致。這樣正式、明確地表達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態度，反映民進業已成為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親密友黨。

　　當時，渡江戰役已經開始，人民解放戰爭業已進入決勝階段。國民黨反動派則在各地瘋狂鎮壓愛國民主運動，香港局勢也因之非常緊張。1948年底，馬敘倫、王紹鏊離開香港后，港九分會由陳秋安負責。為安全起見，陳秋安特地將港九分會成員名單和檔案轉移到九龍牛池灣其安化學工業社。在這段血雨腥風的日子里，港九分會在民進總部的領導下，既加強了與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聯系，又在香港聯合其他民主黨派開展了大量工作；既團結、爭取了港穗兩地文化界、工商界自由職業者及各階層人士開展各項愛國活動，又利用香港建中商業學校，爭取了不少進步學生，組織許多知識分子，有效地配合了華南地區日見高漲的解放運動 。

　　五、 開展政治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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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港九分會成員大多數是文化出版界人士，他們充分利用各自優勢，通過各種渠道宣傳民主革命。

　　當時香港的兒童文學發展比較快，胡明樹和許樨人是負責《華僑日報》副刊《兒童周刊》的編輯?！度A僑日報》（1921—1995）是香港一份歷史悠久的報刊，以兒童為讀者對象的副刊先后有《兒童周刊》《兒童天地》與《青草地》，其中，《兒童周刊》（1947—1994）辦刊時間最長，前后48年。在1947—1949年間，《兒童周刊》上的文學作品主要刻畫受壓迫的童工和思想進步的新兒童兩類兒童形象，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與社會背景下，表達了創作者進步的社會理想，對當時讀者的人生價值取向以及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社會發展，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胡明樹寫了《大鉗蟹》《小黑子失牛記》《初恨》等文章，以發表進步文章、書信交流等形式宣傳革命道理，爭取未來一代。主編《兒童文學連叢》的謝加因，也發表了《小米鼠》《阿麗奇遇記》《金鴨王子》《紙鳶》《也是國》等童話和童話劇《時間——生命的鎖匙》等，主編《學生文叢》的陳蘆荻也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

　　1946年5月創辦的“南國書店”，是九龍第一家經銷進步書刊的書店。當時在南國書店工作的范興登（原名范有禎）等同志與香港“前進”“新民主”“智源”“學生”等比較進步的書店一起向海外、國內做了不少宣傳工作。范興登還因為出版《戰斗的越南》《越南八月革命》和宋學苑“勞協”的《工人大團結》等書刊，被香港特務機構“東方行”多次傳訊?！澳蠂鴷辍边€經多方面努力，克服種種困難，向東江縱隊輸送了一批優秀青年，為解放戰爭作出了貢獻。此外，宣傳組還決定創辦機關刊物，并與“星期報”合作增開了“民主”副刊。

　?。ǘ┡険魢顸h的獨裁政治

　　在當時人民解放戰爭處于決勝階段的關鍵時刻，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雖無力逆轉在戰場上的頹勢，卻變本加厲地瘋狂鎮壓各地的民主愛國運動。為進一步掠奪廣大勞動人民的財產，國民黨當局于1948年8月19日發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即所謂“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以1∶300萬的比價兌收法幣，并強行收購人民手中的金、銀。對此，民進港九分會均一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針對所謂幣制改革，港九分會揭露《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表面似為追求美元，內幕或有重要陰謀”，并于8月31日發表了《為南京政府“改革幣制”聲明》。聲明指出：所謂幣制改革，完全是南京政府進一步掠奪全國國民的財富、企圖延長其獨裁政權壽命的手段。在9月7日召開的港九分會第三次理事會議上，宣傳組匯報了對蔣政府改革幣制發表宣言的工作，強調要旨在于揭穿國民黨獨裁政府的陰謀。

　　針對國民黨獨裁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的罪行，民進于9月17日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指斥南京政府迫害學生》一文。文章控訴了國民黨政府殘害學生的暴行，指出：凡屬愛國學生“所發動的‘抗暴’‘反饑餓’‘反美扶日’等運動，均被（當局）誣為被共黨所策動，更誣愛國學生為‘奸匪’，而實行大屠殺政策。到了7月5日北平軍警特務用機關槍射死東北請愿學生數十人和7月15日昆明軍警特務圍攻南菁與云大，死傷學生百余人，逮捕學生1200余人，獨裁政府屠殺學生的暴行，已達瘋狂的程度”。文章進而號召：“在這情勢日益緊迫的日子里，我們除了將獨裁政府殺戮教育、殺害青年的罪行揭穿，使全國人民、全世界的和平民主人士，均能洞悉其虛偽與兇殘的面目外，我們主要的任務在于和人民的革命力量更加團結起來，同時希望全國學生也更加堅強地團結起來，不畏強暴，勇敢地和全國人民站在一起，加緊努力，才能夠粉碎獨裁者的進攻和迫害，才能夠最后獲得自身的安全保證，和獲得自由民主的學習生活！”

　　1948年9月18日，各民主黨派紛紛發表文章以紀念“九一八”事變17周年。民進在《華商報》發表了題為《民主黨派警惕國人：新“九一八”又來臨了，加緊努力爭取人民革命勝利》的文章。文章告誡國人：“南京獨裁政府，為要反對中國人民，保持四大家族的特殊利益，自然不惜把十七年來中國人民無限辛酸，抗戰八年來的無數頭顱，付諸東流！”文章進而指出，“正因為我們人民的勝利已日益接近，獨裁政府反動派的掙扎也愈益激烈，其出賣祖國利益也愈更徹底?！蔽恼伦詈筇栒佟耙磺袗蹏嗣?，如果不愿再做亡國奴，就應該更加團結起來，更堅決和人民的革命力量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奮斗爭取中國人民革命的最后勝利，把日本戰犯與內戰戰犯一起交給人民去審判”。

　　10月10日，民進一方面和香港的其他民主黨派為紀念雙十節聯名發表《告海外同胞書》，一方面指出南京國民黨政府是一個賣國反人民的獨裁政府，號召全國各黨派和各階層人民包括海外僑胞，趕快行動起來，為徹底推翻反動統治建立人民的新政權而斗爭。

　?。ㄈ┙衣兜蹏髁x陰謀

　　致力于揭露帝國主義反蘇、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是港九分會的另一項重要工作。

　　梁純夫繼1948年元旦在《華商報》發表《為人民大翻身服務》一文后，又于7月11日在《華商報》頭版發表了題為《論大西洋集團》的重頭文章。這篇文章針對性之強、篇幅之大、見解之深刻，無不說明它是揭露帝國主義陰謀的戰斗檄文。文章在矛頭直指帝國主義的基礎上，詳細論述了“大西洋集團”的由來及“西歐聯盟條約”簽訂一事。文章指出，“大西洋集團”是以大西洋沿岸一些國家為主體，主要包括東歐新民主各國以外的參加“馬歇爾計劃”的所有歐洲國家，全部美洲國家（參加“西半球聯防條約”的各國和加拿大），以及所有這些國家的東方殖民地和附屬國，而東方國家只不過是從屬。簽訂“西歐聯盟條約”是“以反共反蘇來達到美帝國主義者來奴役世界人民和獨霸世界的目的，或以奴役世界人民和獨霸世界來達到反共反蘇的目的”。文章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遇到的主要阻力來自于人民民主力量的有力反抗，從“大西洋集團”建立的“四個區域”“三個陣線”來看，1由于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加上各個地區人民民主力量的增長與反抗，所謂的“大西洋集團”占領的空間愈廣，它所蘊藏的矛盾愈多。因此，就像“小孩子吹汽泡一樣，愈吹愈大，也就是愈吹愈薄”，2因而難逃破滅之厄運。

　　1949年6月1日，在港創刊的《民主時代》雜志又發表了梁純夫的《揭破美帝侵略東歐的陰謀》一文，該文最后指出，“中國人民民主新政權正在建造中，類似的麻煩也可能面對著我們，匈保的教士案無疑地提高了我們的警覺心?！焙翢o疑問，這類宣傳有利于提高廣大民眾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警惕，增加努力建設人民民主新政權的信心和決心。

　?。ㄋ模└桧炛袊伯a黨的領導

　　歌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港九分會宣傳工作的核心內容。

　　中共“五一號召”發布后，馬敘倫即在《群眾》發表了題為《讀了中共“五一號召”以后》的文章。文中盛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革命“當然的領導者”，歌頌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法和“五一號召”，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獻，轉捩時局的曙鐘”，是“勝利的檄文”。實際上，基于對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認識，民進已經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把共產黨的奮斗目標作為自己的戰斗任務，把共產黨的勝利看作是自己的勝利，并清醒地認識到，當務之急是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為了盡早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而不懈努力。

　　從1948年8月起，在中國共產黨的保護下，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各界愛國民主社會賢達陸續北上，安全進入了解放區。其中，民進領導人馬敘倫、王紹鏊、許廣平等也在中共香港地下組織的安排下，分別于1948年10月、12月先后到達東北解放區。馬敘倫、王紹鏊離開香港后，由徐伯昕、陳秋安等同志具體負責港九分會的領導工作。

　　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共55人發表《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完全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政策。同日，民進在香港發表《為爭取永久和平的宣言》，表達了堅決擁護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和堅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立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而斗爭的決心。2月1日，馬敘倫、王紹鏊、許廣平等通過新華通訊社通告上海、北平、香港各地會員，號召貫徹本會宗旨，為實現中共八項和平條件而努力。他們揭露蔣介石的求和是“以虛偽的和平，蒙蔽偽統治區人民，造成政治進攻之勢，冀得片時喘息之機”，并提醒民進同志“在今日革命目標之下，言‘進行調解’者，即為反民主之行動；走‘中間路線’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蓋反革命即反民主。革命與反革命，民主與反民主之間，鴻溝畫界，絕無調和之可能”。 25日，陳秋安代表港九分會向總部復函，匯報了分會情況，表示分會會員“均能了解（真相），不受蒙蔽”。民進港九分會第二次會員大會，也理所當然地將貫徹落實總部的通告作為以后工作的重點。

　　六、 推進組織建設

　　雖然民進港九分會存在的歷史很短，但從成立之初就將推進組織建設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這一階段組織發展的特點是：充分發揮民進會員的影響力，積極發展會員，壯大組織。

　　在第二次理事會上，港九分會提出“為發展本分會會務起見，發動征求會員運動”的動議。為了確保組織發展的效果，會議暫定每位分會會員都有發展一名新會員的義務。經過各方努力，在第12次理事擴大會議上，發展了朱亞德等4名新會員在《民進港九分會會員登記冊》中，登記的會員（不含總會在港人員）為20人，其中1名女性（陳國容）。據統計，30歲以下的會員就有9名，占將近一半的比例，反映出年齡結構相對比較年輕。會員界別主要來自文化教育出版界和工商界，其中：文化教育出版界為11人，占55%；工商界為6人，占30%；其他界別2人，占10%；沒注明界別的1人。雖然這期間的組織規模不大，但卻為此后的組織發展工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最初基礎。

　　七、 建立工作機構

　　建立工作機構是推進各項工作正常開展的重要保證，為此，民進港九分會在第一次理事會上，宣告成立了宣傳、秘書、聯絡三個小組。其中：陳秋安為秘書組主任（組員為孫頌平、溫崇實）；梁園為宣傳組主任（組員為沈稼耘、陳蘆荻）；謝加因為聯絡組主任（組員為林伯子、范興登）。在第十五次理事擴大會議上，又新成立了婦女組，由陳國容擔任組長。會議還推出陳秋安、梁純夫、陳國容為常務理事。對各小組的領導人員也進行了調整，變動的結果是：秘書組由陳蘆荻負責，聯絡組由謝加因負責，宣傳組由梁純夫負責，婦女組由陳國容負責。

　　隨著華南各地區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民進影響力的逐漸擴大，適時建立相關機構以完善組織的問題被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在1949年1月22日召開的民進港九分會第十二次理事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梁純夫關于推出負責人籌備廣東、廣西、福建三省支會的提議。會議決定，推出梁園、徐力衡負責廣西籌備工作，梁純夫、陳蘆荻、陳秋安負責廣東的籌備工作，林伯子負責福建地區的籌備工作。隨即，多項籌備工作開始進入緊張而有序的運作之中。

　　八、 籌建華南分會

　　為更好地適應全國即將解放的形勢需要，進一步擴大民進在華南地區的影響和作用，梁純夫提出將民進港九分會改為華南分會的提議。隨即，港九分會第十二次擴大會議認同了這一提議，并提請總部決定。1949年2月中旬，分會理事會鄭重向總部提議，將港九分會改為華南分會。4月2日，總部理事會議同意分會提議，決定改港九分會為華南分會。

　　為響應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談條件，積極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1949年1月22日，民進港九分會舉行第一屆第十二次理事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徐力衡、陳秋安、梁園、梁純夫，列席會議的有柯靈、陳蘆荻、謝博君、陳國容、王誠、孫頌平、林伯子、范興登、沈稼耘，會議主席為陳秋安。會議報告了各黨派響應毛澤東關于與國民黨談判八項條件的情形，決定由宣傳組起草響應文章。會議同意把梁純夫關于將港九分會改為華南分會的提議提請民進總部決定。秘書處提出吸收朱亞德、呂志澄、薛根康、招白平等4人為新會員。

　　在1949年2月12日召開的民進港九分會第十三次擴大會議上，陳秋安根據分會簡章中關于“全體大會每半年開會一次”的規定，提出“半年已屆，應否召開第二次全體會員大會”，會議議決通過。民進港九分會第二次會員大會正是據此而召開的。

　　1949 年 2 月 26 日，民進港九分會第二次會員大會于新豆欄上街 12 號（今廣州市荔灣區十三行路豆欄上街12號）利濟軒正式召開，有 14 人參加。大會最重要的決議是通過了“追認將港九分會改為華南分會以便工作”的提案，討論了“本會已改稱華南分會，應如何加強華南工作”問題，決定將有關各項加強工作等具體事務交由理事會執行。大會改選了理事會。新改選的理事會即為民進華南分會第一屆理事會。陳秋安、梁純夫、陳國容、謝加因、陳蘆荻當選為民進華南分會理事，林伯子、徐力衡為候補理事。

　　會議提出：“今后局勢迅速發展，我們應努力于下列各項工作：①解放區工作緊張熱烈，需要大家努力；②擁護毛澤東的八項和平條件；③繼續為反帝反封建民主事業而努力?！?/p>

　　同日下午，舉行了第十五次理事擴大會議，即民進華南分會第一屆第一次理事擴大會議，會議推選出陳秋安、梁純夫、陳國容為常務理事。會議對理事進行了分工。會議還議決：各處先行擬定工作計劃，在下次理事會提出。這次會議的召開，標志著華南分會正式走上歷史舞臺，它將以更加完善的機制為爭取民主革命的勝利貢獻力量。